记者如何说谎


8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和同事在湖南平江县的一个偏僻小镇上拍摄地下六合彩。每周二/四/六晚8点是地下六合彩开码”的时候,也是这个小镇上“买码”人群集体狂欢的时候。

为了拍摄“开码”时的盛况,我们在小镇最热闹的十字街头找了一家两层小饭店,一边吃晚饭一边把机器悄悄架到二楼窗帘后,寻找调试的最佳隐蔽拍摄角度。 饭店老板好奇地问我们在作甚,我没法解释,顺势把他拉到一边,语气低沉地在他耳边说,我们是国家情报机关,在这里拍摄特务活动。你必须保密。老头儿一愣,连连点头,悄没声地闪开了。这个看上去有点龌龊的小伎俩,灵感来自80年代张艺谋的一次拍摄花絮回忆。

当日晚间,我们再来到这个地方,在事先观察好的隐蔽处架起机器,静静等待着“开码”那一刻的到来。时间到了,很奇怪,仿佛笑傲江湖里那个魔教设伏的十八里铺,往日此时必定会沸腾的街道,此刻却死一般的寂静。我们白白潜伏了两个小时,垂头丧气的回到旅店。


我陷入了长考中,不知道哪个环节泄露了风声。次日一早,我的搭档看我一宿未眠的样子,终于忍不住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下午出去闲逛时,禁不住那个也充满好奇心的饭店老板拉住他打听,一五一十地道出了我们此行的真实目的。这个消息迅速如瘟疫般飞速散布开来,当晚的守候我们自然也就一无所获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搭档是个有着十来年纪录片拍摄经验的资深老摄像,更兼是刚刚受洗不久的基督徒。在他看来,公然撒谎是对上帝的亵渎。为了安慰啼笑皆非的我,他送给我一本圣经。“不撒谎就不能做记者吗?”

我只能苦笑,纪录片拍摄固然可以不撒谎,但常规采访尤其是深度调查尤其是特别讲究如何切入现场的电视拍摄,不撒谎,实在是太难了。

此次报出紫金矿业案的一位中青同行,刚刚在博客上写到自己从业以来如何突破的三十六计:所谓声东击西,暗度陈仓等等。在道德洁癖主义者看来,种种战术,核心无外一个“骗”字。 我想只要你不抱偏见,总得承认这个复杂的现实。而“骗”的入门战术,首先就是自报家门时。

大平台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小平台的记者们总归希望能报出响亮的名号。所以子报记者多半愿报母报的名头,这就能解释年初两会上惨遭抢笔的京华时报女记者,面对强势如李省长时,只好怯生生地自报是人民日报……社的。从逻辑上讲,这个细究起来是没问题的——京华的确是人民日报社的子报。

这种无奈的做法,实乃媒体身上本不应有的计划色彩和管制痕迹所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媒体本无所谓什么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的级别划分,更无所谓主流媒体与市场化媒体的性质区分,何况从报道质量与传播效果看,我们的大多数所谓主流媒体,实乃不折不扣的小报小刊。

对外媒外刊来说,语境迥异,这又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技术问题。 记得五年前佘祥林案发时,中外媒体云集湖北京山。我在佘家采访时,佘的哥哥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只听他忽然捂着话筒颇为诧异地问我道,电话里这个人说是纽约报的,又说在北京,北京怎么会有个纽约报?这是不是个骗子记者?这位憨厚老兄又说,昨天还有个什么南瓜早报,说是香港的,也不知道什么报纸有这么奇怪的名字。

我接过电话一听,方知彼端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一个气急败坏的同行。我忍住笑,跟老佘解释,这个报纸是正规的,办在纽约,名字叫纽约时报,相当于美国的人民日报。在北京成立的记者站也是合法的,是经过美宣部和中宣部批准的。这个记者是真记者,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服务。经过我这番本地化语态的解释,老佘顿时放下了心。那位坚持不肯撒谎的同行,后来终于顺利完成了采访。

这方面比较极致的例子还是发生在中青上,前段重庆打黑文强案,所有媒体中,唯独有中青记者在文强临刑前采访到了文强独子文伽昊。但事后按照另一家媒体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文伽昊在接受采访前,接到的当地警方通知却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调查相关问题。后者的报道如果属实,只能说前者这种骗术已经炉火纯青,达到了史无前例无所畏惧的境地。

又想起那期地下六合彩的节目,在换了个地儿拍摄后,我们最终拍摄完成,节目也得以播出。但刚回到北京不久,这位可爱的摄像同事辞去了令人艳羡的央视企聘编制,回到家乡传福音去了。一晃快8年了,我想这位兄弟应该无需再面对这种职业困惑了。

本文刊于2010年8月南都周刊专栏

201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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