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与宽容的精神营造上海舆论监督的良好环境(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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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按:上面这家伙,是东方卫视评论员骆新;
下面这篇,是他在上海政协会上上的发言。
这家伙讲得很不错!
看来,打入体制去,把那些烂萝卜拔起来去喂猪,
占掉那些空出来的萝卜坑来,是个不错的想法——斯伟江已经占了个萝卜代表的小坑了,培鸿抓紧去占个萝卜委员坑吧。

以开放与宽容的精神营造上海舆论监督的良好环境

去年11月16日,奥巴马来华访问,在上海与几百位大学生进行了对话。以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来评判:大学生们的总体表现不错,温文尔雅,英语流畅。只是现场的提问,显得太拘谨。少了些锋芒锐气。

学生们还小,稚嫩并不可怕,毕竟来日方长。但他们应该明白:敢于提问、或者善于提问,体现的是人们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热情,也是创新精神的写照。

创新的条件,我们可以用3T来概括——Talent(人才)、Technology(科学与技术)、Tolerance(宽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开放与宽容——至少在一个“权力等于真理”、处处都以领导好恶“马首是瞻”的地方,很难创新;在一个舆论受到压抑、思想过于谨慎的地方,很难创新……

创新精神,同样影响着政府效能。在上海的某些领导干部中,私下流行着这样的话:“低调就是腔调;忍耐就是能耐;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而我对“低调就是腔调”这一句,很不赞同,它难道真是想“低调”吗?它恰恰是在表达着另一种“高调”,一种地域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富人才配谈低调,穷人想高调也不成”;同时,它还隐藏着“宁可不出彩、也要不出错”的行事准则。

如果把“低调就是腔调”,与广东近来所提倡的“敢为人先”相比,境界相差何其远矣!我想,这句话,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上海发展所需要的精神!特别要警惕的是,某些人打着“低调就是腔调”的幌子,打官腔、捣糨糊、捂盖子,拒绝甚至打击舆论对自身的监督和批评。

作为中国城市化最早的地区之一,在上海,人的社会化程度较高,公民利益诉求日渐多元化,维权意识也十分强烈。这就要求,政府的管理思维,必须从“统治”走向“治理”:也就是通过更广泛的合作与对话,达成社会共识。

一切权利,皆从表达权开始。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在5年中增加了10倍。激化社会矛盾的因素很多,而长期以来,群众的诉求渠道不畅、很难在公共事务方面与决策者进行“理性沟通”,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从震惊全国的“社保案”、到最近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案”;从“倒楼事件”到“钓鱼执法”……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说明,我们上海的行政权力运行体系和法治建设,并不像很多人所想象得那样完美。怎么改进?唯有加强监督,而舆论监督,则是所有监督中成本最低,效果最快、影响最广的一种,他不仅是天然的防腐剂,还是增进政府与民众理解沟通、降低决策成本的润滑剂,也是防止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减压阀。

尽管《宪法》中明确保障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但由于我国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新闻法》,在现实操作中,“舆论监督”经常会变味成了“监督舆论”。特别是针对“突发、敏感事件”,主流媒体总会担心,是否会因所谓的“擅自发布”或“不实报道”,而遭受严厉的责罚?这种畏首畏尾的心态,所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一旦出了问题,距离事实核心越近的媒体,反倒越容易选择“沉默”,而这种“集体失语”,会产生更严重的“信息失真”,谣言满天飞、猜测遍地走,使得矛盾更向着不利于消除的方向发展。

我承认:“真实”永远是新闻的生命,任何虚假报道都应该被问责。但新闻的本能,第一是追求“快”,然后才是客观与全面。为了保证“快”,报道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错误,但许多情况下,并非是媒体的主观恶意。相反,如果掌握源头信息的公权力部门,能够及时地提供真相,和多做一些专业性的解释,就能够消除误解,纠正偏差,与公众进入一种持续的、良性的互动。而政府表态越是迟缓,就越会给民众以想象、猜测乃至杜撰的空间。如果再任由权力者独家掌控事件的发布权,那谁又能保证,行政权力自身不会刻意掩盖事实、粉饰太平呢?

所以,“舆论监督”绝不是媒体一家的事。信息有偏差,“发布者”和“传播者”双方都需要检讨得失,而不能仅逼着一方包揽所有责任、命令他闭嘴!

不久前——2009年12月22日,地铁一号线发生列车碰撞事故后,有不少人曾问:为什么不能马上群发短信通知市民呢?为什么广播电视不能直播呢?为什么地铁各车站长期保持沉默呢?……你可以说,这是“预案不足”或者“意识不够”,但我们也必须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习惯了接受那些经过要反复审查甄别,确保万无一失、但却严重迟到的信息呢?我们是否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对所谓“坏消息”的屏蔽和阻挠呢?

“一个听得见、听得进民众意见的政府,才能实现真正的善治”。堵住了问题,并不代表解决了问题。特别是在这个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对舆论监督的讳疾忌医、封锁打压,只能让民众越来越不相信政府。而想要维护执政者的公信力,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开放与宽容的精神,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

我建议:第一,上海要努力运用媒体手段,大力增强行政的透明度:比如可以将市政府的常务会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的重要专题议政会、市民的听证会、基层干部的公开选拔评聘,都能陆续纳入到广播、电视、网络直播的范畴,并使其制度化、常态化。使市民充分了解城市管理的决策过程。

第二,全市范围开展干部培训工作,让更多的领导者,学会掌握舆论规律,发动社会力量引导舆论的走向。就像俞正声书记所说过的:在重大的公共事务面前,你要允许群众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是批评意见。要相信群众有说服群众、群众有教育群众的能力。所以要鼓励、允许在全市范围内,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展开讨论、甚至辩论,让人民群众在知情中参与、参与中互动,互动中达成共识。

第三,完善法治建设,赋予媒体更大的报道自主权。上海市针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目前,已形成了“快报事实、慎报原因”等一整套成熟、有效的经验。但目前,本地媒体还只能更多地监督“市场主体”,对“权力主体”往往敬而远之。建议本地人大就上海的现实情况,制定出一套类似昆明不久前出台的《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等规章,从制度上约束公权力对新闻报道的任意干扰,保证本地媒体拥有更大的调查权和评论权。

第四,形成一套全新的舆论监督评价机制。对所谓的“敏感、负面新闻”,政府要学会“脱敏、减负”。各级党委政府,对那些在矛盾前,能够及时、透明、主动地解释事实、设置议程、化解矛盾的典型和经验,可以积极地予以表彰,带动干部转变观念,正视矛盾。特别是在“世博会”来临之际,更要强调“国际化,其实就是正常化”。有问题,很正常。出了问题,坦诚面对,远比沉默、限制舆论要好得多!各级管理部门,也要学会为媒体减压。不能总找各种理由,拖延、拒绝媒体介入事件的报道。这不仅会令本地媒体被网络乃至其他媒体日益“边缘化”,也会使城市管理者自身,逐渐失去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的机会。

创新精神的培育,取决于舆论环境的开放程度;而我们政治文明的建设,同样也取决于谁捍卫了舆论监督的尊严!最后,允许我借用法律上的一句话,来为我的发言结尾——正义应当被实现,但更应该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此文为2010年1月27日下午,十一届上海市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大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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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itle

如果你知道选举的具体过程你就知道,只有大规模地参选,才可能有机会,不然,基本上也等于行为艺术。

政协委员的产生更是无规则可言。

No title

我明白,但无论是从台湾经验看,还是从姚立法和许智永他们的实践来看,这个做法,应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行为艺术玩多了玩久了,就多半有弄假成真的可能。

斯代表 不可泄气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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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扉客

Author:石扉客
谥曰:资深助教、应召男记、床运专家、妇科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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