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才是客观的(2009)

邓

本文刊发于2009年8月《南方传媒研究》
专业的才是客观的
——公共事件中媒体和维权律师的互动

一个社会新闻之所以能发育成公共事件,在宏观上取决于社会情绪是否饱满并接近临界点,在技术上则往往取决于社会力量能否成功同步介入事件,其介入的深度,互联的广度,对该公共事件的运行轨迹往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甚至基本能决定其是否朝推动社会进步的良性方向发展。

而这个社会力量的主要角色,往往由负责任的专业媒体和维权律师充任。事实上,在官方渠道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下,媒体和律师基本充当了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两个重要管道。从去年的杨佳案,到今年的邓玉娇案,都在证实这个规律。在可预期的未来,这类公共事件相信会越来越多,其可供我们总结和检讨之处也甚多。

对媒体而言,律师是官方渠道和当事人之外最重要的信息源,因为其往往能接触到记者无法接近的信息源,如律师可以会见到被羁押的嫌疑人,也可在法定阶段查阅和复制案卷。对律师而言,媒体是己方利益的放大器,减小办案阻力的友军,传播执业声誉和口碑的良好载体。

需要指出的是,对一起公共事件而言,媒体和律师,固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同盟军,同时也是恪守各自专业准则和职业道德的卫士。唯有专业的,才是客观的。如同一个恪守职业道德的专业律师很少会把自己弄成新闻事件的主角一样,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也一定会警惕自己沦为任何一方的宣传机器。本文侧重从后者角度来试谈以下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我眼里靠谱的律师标准:

既有干预现实的勇气,也有精熟的业务技能,并以维护当事人利益为最高准则,这是一。知道如何和媒体打交道,也熟悉网络传播规律,最重要的是还要懂得妥协和平衡,这是二。

我熟悉的国内维权律师群体中,具备前三者的所在多有,而能同时具备后三者的实在不多。

邓案中首先介入的两位律师,在勇气和业务上均无可指责,遗憾之处在于疏忽了网络传播规律。

在去年杨佳案中担任一审辩护的两位谢姓上海律师,其实辩护的力度并不弱,其最为舆论诟病之处,其实也在于完全不具备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其到最后已经发展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可笑状态。


二、我眼里不靠谱的律师标准:

1、恶意竞争并攻击同行的律师。这是最可恶的行径,在本地律师和外地律师之争已成为十分敏感的问题时,此点尤为重要。

如邓案中一位北京刑辩律师在博客上不惜将邓玉娇称为“圣女”,直言如果换自己去辩护将如何如何,其言行无法不令人侧目;

而颇受争议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就邓案所发的所有言论中,我认为最不得体的即是呼吁北京律协处分两位北京律师,理由无他,因其本身也是身为全国律协会员的重庆兼职律师。

可作为相反例证的,是参与到杨佳案中二审辩护的律师们。他们曾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即接案的上海律师曾准备和关注该案的外地律师面谈,磋商如何更好的为当事人辩护(可惜后来这个面谈因故未能进行)。

2、操控性极强,喜欢指挥媒体和记者报道的律师。我极其反感这种操控,需知记者和律师最大的区别是,律师的最高任务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记者并不是任何人的传声筒,只需忠实于事实和真相。

3、最后一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的律师。这个无需多说,上海刑辩律师张培鸿曾提出维权律师中“站着辩”(只求一时痛快,高调指斥控方)、“跪着辩”(和控方立场几乎相同的穿连裆裤律师)和“蹲着辩”(据理力争,不愠不火)三种辩护形式。

越来越多律师们会发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并非越高调越好,真正信仰法律和具备坚定职业操守的律师,恰能赢得媒体和公众信任。

三、在和律师的关系中媒体不应当做什么:

1、不要捆绑式的吹捧。

一些业内名声显赫的律师毫不讳言自己得益于媒体之处甚多,甚至有些律师习惯了携同记者一起办案,一些记者也乐于接受这种邀请。这种互生关系的结果之一就是律师成为单一的信息源,媒体提供廉价的吹捧。

2、不要组团和策划。

上述做法的极致,即是组团采访,当事人、律师和多家媒体记者捆绑在一起,兵分多路,统一行动——一个例证是在邓案中据说居然有媒体同仁兼职充当律师的新闻发布人。

记者和记者之间,记者和律师之间,互通有无无可厚非,但笔者反对这种现在流行的所谓组团采访和周密策划,理由是其破坏了记者采访的独立性,也破坏了新闻自发生长的规律,最后也破坏了媒体互相监督和挑错的机制,最终妨碍了接近真相的努力过程。

媒体的功能恰就是以发掘真相为己任,只有真相才是最有力的。所以媒体完全没必要为反对而反对,不做体制的喉舌,并非就一定要做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喉舌。

3、不要被网络民意所挟持。

纵观最近七八年间备受网络关注的公共案件,网络民意起了巨大作用,但如果媒体被其裹挟或不加甄别和审视在报道中直接援引,是十分危险的。

3年前检讨女教师黄静裸死案时,我曾提出“网络无罪,媒体有责”八字教训,窃以为在今天仍然没过时。纵观此番邓案中,财经王和岩撰写的《邓玉娇案尘埃落定》和南都龙志撰写的《邓玉娇案案外风云全纪录》等几篇稿子,基本做到了这点。

四、值得注意的一个法律问题。

谨慎使用案卷材料。

因前述律师和记者的互生关系,一些同仁喜欢根据律师提供的案卷材料进行文本写作。这是个需认真对待的双刃剑,理由有二,一是材料有可能是选择性提供的。二是发展成公共事件的新闻,大多是刑事案件,而刑案案卷材料至少在一审开庭前是有密级的,如此,随意援引案卷材料,极易使得律师和记者都陷入妨碍司法罪的陷阱。

在和体制抗争的过程中,在面临强大对手时,我们这么做,像是在作茧自缚,更像是书呆子气十足。在写此文时,实际上我也一直在挣扎当中,这并不是在试图给人上课,而更多的是个人教训的总结,希望不会有太多同仁会指我站着说话不腰痛。

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唯有真相,才是最有力的。唯有专业的,才是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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