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墙二十年【三】

老艾

(处理德国共产党独裁政权联邦基金会主席艾伯曼,2009年6月,摄于柏林艾伯曼办公室)

【三】、牧师部长的德国经验

1、“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毁灭,我们今天也必须去种一棵苹果树”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跨越了现代民族国家从政治反对到政权过渡,再到历史真相探究等三个政治演化重要阶段的老政治运动员,您能否告诉我,公民在参与政治反对运动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勇气、信仰、还是非暴力或者其他什么?

艾波曼:非暴力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个首要的战略,在1953年的时候,东德的反抗运动曾经遭到过苏军坦克的镇压,根据当时的经验,我们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面对暴力我们只能用非暴力的办法,而且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采取的是非暴力的原则。

在东德最后的时候,之所以东德当局没有能够镇压,其原因是电视画面上,反对派的人的手里面都是举着蜡烛,面对着他们的则是荷枪实弹的士兵。那时候全世界都在看着。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政府还要镇压的话,再用坦克来对付蜡烛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了,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东德当时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糟糕的,非常依赖于西德。

在东德当时有一个情况,特别是经过了1953年6月17日的镇压之后,一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东德这个政权已经是一个没有自我改革能力的政权,也就是说它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进行自我变革了。和经济情况一样,当时的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严重,水上都泛着化工废料的泡沫。

但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所以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至少能够活得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好一点,那么这个社会必须要进行一些改变,这个社会必须要更开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还要去种一棵苹果树。那么如果我们还想让我们的后代过上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日子,我们就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由我们来种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的动力其实就是责任感和希望。

当然,有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压抑的事实是——要种这棵苹果树的代价是很大的,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死掉,我们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乐观的打算是可能是我们的儿子辈,或者是孙子辈才有可能看到这棵树开花结果,而我们自己是经历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做,那么整个这件事情就要再推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才开始去种苹果树。也许他们也会觉得没有希望,他们也可以用和我们同样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总得有人去做,所以我们就做了。

经过这20年,我可以非常高兴地来讲,不光是说我的儿子他们吃到了苹果,我也吃到了苹果。

用哈维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来讲——希望不是说看到一个事件会成功才去做,而是说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对它抱有希望的去做。

南都周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站出来提出和声援某种主张,抗议和反对某个政策,可能会遭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失去自由。在这背后,是面对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巨大恐惧感。在柏林墙倒塌前的二十多年中,您在从事密集的政治反对活动生涯时,如何去克服这种恐惧?

艾波曼:说到恐惧,我当然知道,我毕竟是个小小的人,我不能长时间站在大雨里面,早晚我要被浇湿,我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就开始去找有没有同道,有没有支持我的人。我还要去找雨伞,看有没有人能给我撑一把保护伞。

我首先在教会里找到一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支持我的观点,而且在很多时候也帮助我。另外,我去找国外的政治家,和他们取得联系,他们到东德的时候,他们的每一次对我的拜访,对我来说都是需要的时候的一把伞。

另外,我还和西方的很多记者建立了联系。因为当时东德有个特别特殊的情况。90%的东德民众都是通过西德的媒体来了解情况,他们获取信息是通过西德媒体,不是东德媒体。所以我们当时不管是搞蓝调弥撒,还是搞纪念弥撒,我们都很清楚,最晚到当天晚上,全东德的1200万人就能够通过西德电视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另外一个特别情况,我是在教会工作的,也就是说我的工资是教会给的。当时在东德的教会里面大概有几千名我这样的人,相对于1700万的东德民众来说,这算是个不小的数字。我当时考虑过,如果他们要是把我抓了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我想,如果把我抓了,教会还是会付我的工资,我的太太孩子生活还有保障。

相对于那些在教会之外工作的人,比如一个工程师或者老师,他如果被抓了,那么他所在的单位很快就会停发他的工资,整个家庭的生计就会受到影响。也因为这一点,很多在国家企业工作的人如果想表达意见,我们就成了这些人的代言人。

在东德已经倒台五年之后,我在斯塔西看到了他们的秘密档案。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斯塔西好几次策划,想要暗杀我,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当时只是以为他们顶多是把我关起来,或者不让我在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去探望他,或者是给我在学校的孩子制造些问题,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真正试图要除掉我。

我想恐惧是人之常情,我今天想要说的是,如果我当时就知道这事情事关生死的话,我可能会更害怕,我现在也不好说是不是还愿意做出当时那些事情来,想起来后怕。

2、“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的重要!”

南都周刊:在一次接受访问时,你提到过第三帝国时期慕尼黑的反纳粹“白色玫瑰”运动,我注意到近几年德国一直有电影在记录这个运动。在反纳粹和反极权统治的两个历史阶段,政治反对者在社会组织方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艾波曼:我觉得首先的区别在于纳粹时候的反抗组织成员很广泛,有很多是学生,还有军人,也有工人;但在东德这个时代就不是了,其实全东德有1700万人,根据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的记录,当时参加反对运动的在全东德大概也就几千人,真正的核心是700到1000人。

其中有教会的人,但没有学生,我想不起来有学生,工人也很少,更没有军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如果参与进来就相当于学业和事业的终结。除了教会的人以外,大概还有一些社会上不同的人。很多人都是我们邀请到教会来参加活动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最后也成就了这个事情。

南都周刊:走上街头的人数绝对比例是如此之低,那么这种勇气和抗争是如何传导给大众并形成蝴蝶效应的?您刚才也提到东德人民从西德的媒体那里获得了很大帮助,这是否意味着20年前导致柏林墙的倒塌的诸多原因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艾波曼:的确如此,85%——90%的东德民众都是看西德电视的,所以他们非常知道西德的人做什么、穿什么、怎么工作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每天晚上看西德的电视节目,就引起了东德民众长期的思考。他们都在问自己,西德的人过得比我们好,难道是比我们聪明?比我们能干?还是比我们更辛劳努力?答案当然是——不是,我们是一样的人。

那么如果追究原因的话就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他们生活的条件不同,他们的整个社会框架和我们不同,那个社会更开放、更自由。所以呢,人心思变。当时像我们这些积极推动变革的人和这些广大的思变的老百姓一起结合一起来走上街头的时候,小规模的运动就成了有上百万人参加的运动了。

有一次一个南韩的人问我,南北韩的问题怎么解决。我当时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说如果你们能让北韩人每家都有一部电脑,都有电视,能够看到南韩的生活,人们自动就会想,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要比我们这边好得多,人心就会思变,后边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如果只是抽象地去谈集权和民主社会,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如果人们能告诉他们,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能够让人生活的质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有多少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并且把它非常具体化的时候,人一定就会在变。

几年前,我曾经去俄国,距离莫斯科越远,越偏僻的地方,这些人就会越闭塞,我本来是希望和他们讲民主自由社会的好处,但没想到那些人甚至和我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我们过得比现在还好。看来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没有对比的情况下,要和他们说清楚这些就很难。所以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重要,我想这也是20年前柏林墙终于被拆除,东德政权终于倒台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您多次强调政治是讲道德的,而传统的理解认为政治总是和利益相勾连的,那么在漫长的从事反抗运动的时期里,您和您的同事是否渴望或考虑到具有道德勇气和历史责任感的当权者的支持,比如相对克伦茨可能要开明一些的沙博罗夫斯基。有过这种人的明示或暗示的支持吗?

艾波曼:我曾经渴望过。在东德的社会当中也有过一些开明的人支持我们的行动,但不是在最高层的政治人物,而是社会上比较受尊重的一些人士、作家、艺术家等等,比如说约尔根•福克斯(Juergen Fuch)。

在中央委员会里面,大概只有一个人——维尔纳•兰博尔茨(werner lamberz)。这个人是比较开明的,希望政治上能有一些变革,曾经一度被看做当时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的接班人。但是后来他在一次去利比亚访问的时候,直升飞机出事故,莫名其妙地死了。大概在7、8年前,我还给利比亚政府写过信,想要调查这件事情,看这件事情是不是昂纳克或当时斯塔西的头目干的。很遗憾到现在为止,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查清楚。

从东欧其他国家来看,只有苏联出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这种上层改革派,但是当时他们有上千人走上街头去支持叶利钦,保护戈尔巴乔夫,才出现了这个变革。

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出现了政变,其他的东欧国家是老百姓走上街头最终把政府推翻了。走上街头的人,实际上不过是老百姓中的10%,就已经具有这样的力量。所以只能是说,我希望是有体制内的开明力量的,也一直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人,但在整个东欧这些国家当中,除了俄国之外,这种希望都没有真正结出果实来。

南都周刊:在柏林墙倒塌以及东德政权垮台之前,您和您的同事们是否有过预判,曙光会这么快的到来?

艾波曼: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当时我们一方面抱着很强的希望,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确带来了成果,越来越多的人走到同一个行列当中去了。比如说,揭露东德选举中的舞弊,和西方驻东德的很多记者的公开接触等,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的确做出了很多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我们也看到一些不祥的例子,比如远东的镇压等,当时东德政府也非常强硬,他们对外传达的态度就是我们是决不会改变的。尽管说波兰在那一年前,就已经有比较自由一点的选举了,可是东德当时非常强硬——我们绝对不会。我们已经看到,在共产党的阵营当中,在欧洲比如阿尔巴尼亚、东德是坚决不肯改的。这些又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无望的心态。

这种希望和无望的心态互相纠结在一起,我记得哈维尔当时也跟我说过,如果东德政府再存在10年的话,这10年中你要有多少年关在监狱里啊。当然,事情后来整个发生了变化。这个我们当时的确没有想到。

3、“我绝不能说,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给我命令我就接受”

南都周刊:在20年前东德政治演变的过程中,我想军队的态度应该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东德的军队以前是忠于党的,现在要转为效忠国家和宪法了。我知道您曾经做过6个月的国防部长,而您以前是个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牧师,您一天之间要从政治反对者变成政权的分享者了。您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两种转化的?

艾波曼:你知道我年轻时服兵役的时候,因为拒绝宣誓被关了几个月,因为东德是要求士兵要绝对地服从命令,如果觉得有些事情是违反人权了或怎样,可以事后提起质疑。而在西德的部队中不是这样的。西德的军队也有服从命令的这条规定,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一个士兵得到上级的一个命令,如果他认为这个命令是反人权的,是践踏人的尊严的,他必须要拒绝这个命令,而且他要去告他的上司。

这两者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我当时为什么要拒绝宣誓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经历过纳粹,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段历史的一个德国人,我绝对不能宣誓说,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给我命令我就接受。

在1990年的3月东德进行了唯一的一次民主选举,当时德.梅齐艾(Lothar de Maizière)是总理,他来问我,我当时是民主启蒙党的主席,他问我要不要当国防部长,我说,如果要我当,我就当负责裁军的国防部长,因为我对军队的内部生活不了解,对怎么打仗更不清楚,但我知道怎么裁军。

从1982年2月开始我和东德的罗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一起写了一封呼吁信,讨论裁军和如何维护社会和平的问题。你知道当时全世界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而且不断地在向核武器的方向发展,所以一直到东德解体,这7、8年当中,我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建立了很多致力于研究裁军和和平问题的NGO组织。现在看来,这也算是一种巧合的组织准备吧。

另外,我做了18年的牧师,我想我能够大概知道别人的心里面有一些怎样的结,怎么样解开这些结,这些我想我能做到。

作为一个牧师,我想我非常理解当时东德部队里的这些军官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归属的那个党,他们大概99%的人都是东德共产党的党员,这个党现在已经是彻底没有势力了。他们曾经设想的仕途已经终结了。他们从前想的是早晚有一天,到了一定岁数会载誉还乡,现在这些都成了黄粱梦。

我想我非常理解他们这样的心情,我也尽我的努力去帮助他们。一是帮助他们在一个重新开动的德国社会里面,重新站起来去接受一些转行的培训,国家提供一些资金,让他们转行。另外一些人可以进入西德的部队。我也和西德的政府谈,看西德的部队能不能接收这些士兵,最后有11000名东德士兵被纳入统一后的联邦德国国防军。

这个问题最后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这个朋友原来是东德共青团的头,在东德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后来东德结束之后才认识的,现在已经成为朋友。我从他那里得知,东德在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会还存在的时候,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都不是军人,但每个人柜子里都有一套军服。这说明他们曾经考虑过,如果到了政权的最后关头,他们没有办法了的话,就搞军事集权。

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十分可怕。所以我后来一直都在推行一个主张——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这个称谓也不同,甚至有的国家还叫战争部长),一定要文职,不能穿军装,而且一定要是和平主义者。我想即使这样,可能到一定程度,他可能还是会下令去打仗。不光是集权国家,在民主社会里也有,政治家如果太早地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可能会选择使用武力,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4、我想未来的中国如果能在德国和苏联中间找到一个清算模式的中间道路的话,应该会非常成功。

南都周刊:我知道您多次强调德国经验,强调需要成立调查委员会清算历史罪行,公布档案,让民众知道真相。我想很多国家在完成现代政治演变后,未来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当然,很多人反对这个做法。有声音认为,不要纵容但是也要宽容;还有声音认为,彻底的清查会导致局势陷入混乱,历史宜粗不宜细,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艾波曼:德国的做法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他们这个委员会的特殊性是它是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

柏林墙倒塌3年后的1992年,德国议会第一次宣布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它的区别在于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是议员,三分之一的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他们是由各个党派来推选的,比如最大的党——社民党还有基民盟等,每个党派可以推荐两个,其他的小党各推荐一个。由所有的人组成这样一个委员会,所有的成员都有同样的投票权。这是为了防止政治家在投票的时候,特别是评价调查结果的时候,从本党的利益出发进行评价,有时就会有失客观。

1992年——1994年是一次调查,1994年到1998年又延长了一次调查。这两次我都担任主席,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整个记录全部都收集在档案当中。第一期的时候已经出了18本文集,第二期出了14本文集。这些文集现在都已经被德国的很多大学收藏。所以现在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他要是做真正的学术性的研究,都会去查这些资料的。
在当时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时候,只有一个党反对,就是东德共产党,他们的论调和你刚才说的很像,认为调查真相会导致混乱。在民间也有人反对,比如他们认为有很多酷刑的报告太可怕了,还是不要让人看到为好。

但是当时联邦议会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要能够面对历史,而且要理解受难者的苦难,所以还是要把它公布,但公布的范围主要是涉及到斯塔西等秘密警察的档案,这样可以让任何一个德国公民都能够查询自己的历史。

这样的公布档案会不会引起社会上的混乱?我举一个例子,在东德有一个城市叫哈勒(Halle),当时曾经有一份小报没有打招呼,忽然有一天就公布了100个东德斯塔西以前的线人名单,有他们的代号、真名实姓和家庭住址。当时这份报纸出来以后像炸弹一样在喀勒这个城市就炸开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100人中没有一个人被打,或者车被砸,家被烧,或者是受到侵犯。也就是说,人们的很多担心实际上不必要的。

反过来讲,对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受害者能够说出他们的苦难。

我在这些年中,见过很多以前的受害者,比如1953年6月17日东德反抗运动中被关押的犯人。他们在被释放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被警告,如果你要敢把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说出去,那么你就会被再抓回来。所以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说,也不敢说。

这些事情经过40年之后,他们才开始倾诉那时候的事情。对于这些人的心灵健康来说,无疑是一剂非常好的良药,也有助于他们卸下重负,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我想说的是,如果东德共产党能够真正面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检讨一下自己在历史上到底有什么错误,这实际上对于他来说也会带来福分。

德国如果没有真正面对自己纳粹的那段历史,比如1933年到1945年的这段历史,他不可能修复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检讨我们的父辈、祖辈,我们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话,现在的德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也就得不到承认站不住脚。

我也想过,很多国家也有类似的事情,谈近期的事情当然对当权者会比较困难。但如果能从稍远期的历史开始反省和清算起,肯定有些人会因此丢掉他的职位,但整个社会的仇恨会得到极大的缓解。如果大家开始一个一个地反省这些历史问题的话,可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会是一种心灵的释放,这个世界会安宁得多。

当然,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都有一些直接参与的一些人,他们是要付出责任的,可能会丢掉工作,但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造成的。这个问题事涉真相和责任,无关宽容与纵容。

南都周刊:我昨天去采访了洪堡大学教授、《朗读者》的作者施林格,他的观点和您基本上一致,就是绝不宽容,一定要有真相。

但我理解您说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使命和目的是调查和揭示真相,是对历史负责,而不是惩罚意义的清算,更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侦察和起诉历史罪行的组织。德国经验对历史的反省仅止于此吗?

艾波曼:当然不是。揭示真相的调查委员会仅仅是第一个层次。你说的这个法律意义上的侦查和起诉的机构也有,这是第二个层次。比如柏林有一个大的检察官,他带领了一个检察官调查小组他们负责处理调查过程当中民众提出的起诉。这些检察官都是从各个联邦州调上来的,这也是议会通过的。

在这段时间里大概有上千个起诉,真正进入调查程序的大概有几百个,到最后,上庭的可能不到一百,而且其中80——85%都是缓期了,真正判刑关押的非常非常少。

当然一些受害者也不满,觉得这些人没有得到惩罚。可是法庭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些人的确是他们做了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下当时东德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违反了,只有这样的话才判。

如果只是从法律上进行清算,老百姓肯定会觉得非常不满。因为受到惩罚的人数太少了,所以德国对这段历史和政治上还有一个清算,这是第三个层次的清算。

具体做法是,在两德合并的时候,当时是西德的科尔政府和东德的德.梅齐艾政府有一个合约。其中规定,斯塔西(国家安全部)的人不能当公务员,这里面包括教师、警察等等。但真正执行比较严格的就是联邦国防军,因为这是属于联邦机构,其他不管警察还是海关或是老师,都是属于各州的,在执行联邦法的时候有自己的空间,有的地方严格,有的地方不严格,因此出现有的人还是当老师了。

现在的情况是,当时签合约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漏洞,只考虑到在东德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人,没有考虑过被东德国安收买的西德线人。比如说他们经常渗透西德的国会以及警察,这些干下了肮脏的勾当的西德线人以后怎么办?难道他们不应该受到惩罚吗?但要整个对过去60年的西德公务员做一次调查又是不可能的。对这部分人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他们成了漏网之鱼,非常遗憾。

但总的来说,如果和1945年之后德国清算纳粹政权相比的话,我认为这次清算更深入,范围更广,一直持续到现在。

必须强调的是,德国的这个经验在整个东欧和中欧来讲都是唯一的。因为只有德国有两个德国,而且在当时斯塔西还没来得及销毁他们的档案,很快就被接管了,这个和其他的国家都不一样。其他所有国家只是把共产党最高层给换了,第二层就没有动,到底下就更没有动了。很多人30年都还一直掌权,当然不会把自己交出去了,这也是造成清算非常不完善的一个原因。

我想未来的中国如果能在德国和苏联中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的清算模式的话,应该会非常成功。
(感谢YUMING女士为本文提供的翻译帮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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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石扉客
谥曰:资深助教、应召男记、床运专家、妇科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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