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墙二十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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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柏林墙的前东德边防军上校君特.雷奥,2009年6月摄于柏林)

前东德边防军上校的抱怨


君特•雷奥(Günter Leo)不会说英语,除了作为母语的德语外,他和他的同事们那时流行的是说俄语——这似乎是60岁以上原东德高级军官们的一个普遍特征。坐在柏林东北的一家越南餐馆里接受采访时,这个一头白发的老头儿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衰老几分。但当他站起来迈开大步行走时,你马上会从他身上发现很难遮掩掉的军人气质。

这是一个有31年军龄的老军人。20年前,雷奥是守卫柏林墙的原民主德国(东德)边防军上校。

如果按照30年前的中国社会评判标准来看,君特•雷奥上校算得上是根正苗红的苦出身。他1941年生于东德小城勃兰登堡。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父亲是一名脾气暴躁的筑路工人。战后的民主德国经济困难,家庭生计艰难。雷奥是三兄弟里面的老幺,小小年纪就进入铁路机车公司和轧钢厂熬活。

15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两年后的1959年,雷奥被征集服兵役,成为东德边防部队的一名士兵。10年前在接受著名的《焦点》杂志采访时,他回忆当年入伍参军使得他能够从困窘生活中迅速解放出来,让他倍觉高兴,尽管他认为自己那时并不关心政治。

这身制服一穿就是31年,一直到1990年9月30日雷奥被解职。在此期间,雷奥由一名普通士兵拾级而上,一直升到军衔为上校的东德边防军负责人。

雷奥很愿意回忆他的军旅生涯。在他的记忆里,1982年时,他就已经是一支1500人部队的司令官了;1986年时,他统辖的边防部队已经是11000人的规模了,彼时整个边防部队系列里,在他之上只有一个上司;到了1990年,他已经成为这支边防部队的最高长官了。

他的部队,其使命是负责守卫包括柏林墙在内的所有东德边境。

谈到1990年之后,雷奥的褐色眼珠迅即黯淡无光。在此之后的近20年中,那些充满荣誉感的回忆迅速让位于接二连三的打击。

1991年,雷奥被起诉。

1998年,经过6年诉讼,雷奥被判3年零3个月监禁,司法部门指控他“为防止边境被突破,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最广泛的措施,包括无根据的开枪”。

2000年2月8日,雷奥被执行逮捕,在监狱里度过了22个月后,剩余的刑期被改判缓刑。

2000年后的雷奥,更像是一个我们语境里所熟悉的老访民。他不服判决,甚至自认有功无过,拖着羸弱之躯整日界奔走在各级公检法司门前。

在这个2009年的夏天,一脸倦容的老上校絮絮叨叨的诉说道,最后一个法律上的申诉程序,刚刚在3年前走完。

那堵墙

雷奥曾经服刑的监狱,距离他此前作为边防军司令执勤的办公室并不远,距离他看守了31年的柏林墙更近。

除了刻意保存下来的几段断壁残垣,除了勃兰登堡门和查理检查站附近的商店里陈列的那些已经加工成工艺品的小块碎砖外,将东西柏林隔绝了28年的那堵高墙,经过20年的消磨后,在这个城市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明显的痕迹。

而20年前,雷奥的任务,就是看着这堵墙以及其他东德边境。他辖下的士兵,每60到80个人负责看守10公里长的边境,每次值班时间是8个小时,全年无休三班倒。

雷奥回忆,大致每10公里长的边境每年能抓获60个偷越国境者,其中他的部队大概能抓获20个人,剩下的40人由警察和宪兵部队等来完成。他已经无法准确回忆起他的边防部队抓获的偷越国境的总人数。只知道除了被当场击毙的外,被抓获的偷越国境囚犯,一般会送到监狱囚禁。

更离奇的是,相当一部分囚犯,最后会被西德用钱赎走。原因是那时的东德已经越来越依赖西德的经济援助,而西德政府和民众也自认对这些翻越柏林墙的受难者负有道义上的义务。

在雷奥上校的记忆里,就这样从监狱里被买到西德的囚犯,前后有好几千人。“我们辛辛苦苦抓进来,他们高高兴兴卖出去”,他至今无法理解这种做法,觉得如果仅仅是出于经济考量的话纯粹是荒唐的逻辑。

上溯到1961年的8月,那堵墙刚开始修筑,那时还只是铁丝网,那时也还不叫柏林墙,修筑它的东德政府给它取了个滑稽的名字:反法西斯防卫墙。入伍刚两年的新兵雷奥“看着这堵墙修筑了起来,我们都很高兴”。

即便到28年后的1989年1月,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还在公开宣称:“除非柏林墙存在的理由被消除,否则,它将继续存在50年、100年。”

但到了11月,上校雷奥已经感觉出来情况越来越不妙。

这年的11月4日,东德出现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示威活动,将近一百万东德市民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支持东德实现民主。台湾作家龙应台后来回忆彼时在亚历山大广场上亲眼目睹的民主浪潮:“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汇集在广场上,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

三天以后的11月7日,东德政府部长会议全体成员辞职。再过了一天,11月8日,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同天选出新的政治局,克伦茨取代统治了东德近20年的昂纳克当选新的总书记。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并未因此而中止。

11月9日,政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在频繁抗议的亢奋中突然失去目标的东德,不知该如何度过这一天。

实际上,从这天开始,刚刚改组的东德政府中央委员会即开始萌生想法,希望有计划的放松对东德人民出入边境的旅游限制,以舒缓压力。因为在此之前的半年中,莱比锡等地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中,呼声最高的也是推倒柏林墙。

墙倒了

但雷奥上校还是没想到这堵墙这么快就会被推倒。

就在11月9日的晚上,局势开始陷入混乱。造成混乱的原因,是当天晚上六点多的一次例行记者招待会。东德共产党中央当时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政治局委员兼柏林市委书记沙伯夫斯基,在宣读完一份东德政府简化公民出境办法后,一位意大利记者举手,问这个办法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沙伯夫斯基想了一下说:据我所知,会很快,不会拖延。记者们立即将这句话理解为柏林墙马上开放,迅速将这条消息播发了出去。

到现在也无法弄清楚沙伯夫斯基是故意而为,还是口误所致。唯一能肯定的是,就在此刻,历史借助沙伯夫斯基的手,轻轻拨了一下东德行进的罗盘。

当晚7点,看到新闻的东德民众在狂喜中相继涌到柏林墙边,但此时雷奥和他的部队并没有接到任何关于开放边境的命令。于是勃兰登堡门前的挑衅行为越来越激烈,民众在试图推倒柏林墙。他的士兵和下级不断向他报告,而他也只能不断向他的上级报告。

但是上级联系不上,没有人接听电话,甚至没有人知道沙伯夫斯基刚刚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上校后来才知道,大领导们那时都在开政治局会议。

上面的声音消失了,人群却如潮水般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柏林墙边。在这种完全失控的局势下,雷奥承认当时非常犹豫,但他最终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命令他的士兵不要开枪,打开了部分边境哨所,除了勃兰登堡门——没有断然开枪,这也是他后来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

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三天,1989年11月11日,东德边防军上校雷奥和西柏林警察局长乔治舍尔茨在查理检查站附近举行了一次会谈。

雷奥很怀念那段时光,他甚至随身带着当时会谈时的黑白照片,把它们一一摊在餐馆的桌上供人欣赏。他至今记得当时报纸报道的大幅标题,叫做“40年来东西柏林两边第一次同坐在一张圆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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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君特.雷奥和西德军警为开放柏林墙边境举行的会谈。本照片由君特.雷奥本人提供)

会谈之后,边境开放。12月22日,在柏林墙时代被强行关闭了28年之久的勃兰登堡门,终于向两德人民打开了。东德总理莫德罗、西德总理科尔、东柏林市长克拉克、西柏林市长莫波尔,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发表了讲话。

当日的英国卫报评论说:从这一天起,德国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而这一刻,距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推倒这堵墙》的著名演讲,仅仅两年多一点。

成千上万的民众拿着各种工具冲向柏林墙。在狂欢的人群中,一个兴高采烈的老妇人拍着雷奥的肩膀问,难道你不该高兴吗?一身戎装的雷奥挤出笑容说,是的,我当然很快乐。他回忆,其实那时心里并不爽。

十年前采访过他的《焦点》杂志记者Wilhelm Dietl用这样的语句来描述雷奥和他的同事们的感受:“这个政权的全部仆人都能听到柏林墙上啄木鸟的滴答声,这道他们看守了28年的防卫线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锤子和斧子粉碎。雷奥回忆,‘睡觉时,我一直受这些噪音的折磨。’”

在那几个月里,原东德政权垮台,圆桌会议召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选开始举行,罗盘拨过来了的历史,犹如陀螺般急速旋转起来。
1990年10月3日,东德正式宣布加入西德。就在两德统一的4天前,雷奥也接到了解职的命令,刚满50岁的雷奥上校从此脱下了穿了31年的军服,骤然失业。

审判

与解职相伴的是,上校收到了一个价值280马克的便携式收音机作为礼物。“对我来说,31年国家服务之后,只拿到了280马克!”雷奥提起此事便非常恼火。

按照当时东德延续下来的政策,满50岁的人可以领取退休津贴。这个陷入失业的前边防军上校要在5个月后才满50岁,然后才能从统一后的德国政府那里领到1200西德马克。
于是他选择先去一家超市工作,打了18个月工,他拿到了1300马克。而之前他作为边防军上校的工资是月薪2000马克。

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不仅如此,在这几年里,雷奥还常常被要求作为证人上法庭作证。作证的对象是他的部下,当年开枪打死翻越柏林墙东德民众的边防军士兵。

1962年8月17日,18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试图攀越柏林墙,被东德边防军士兵开枪射杀。柏林墙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了他中枪,在场的西方记者记录了这个事件,费查成为第一个因试图翻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人。现在柏林所有纪念柏林墙的博物馆里,都可以找到这个年轻人的大幅照片。

统计数字表明,28年来,共有5043人通过包括游泳、跳楼、挖地道等各种方式,翻越柏林墙成功地逃入西柏林,另外有不幸的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至今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树林里,依然伫立着若干白色的十字架群,纪念那些被射杀的冤魂。

但雷奥上校还是同情他被推上法庭的士兵,他觉得他们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命令。他没有想到几年后,自己也被推上了法庭,送进了监狱。这个前边防军上校觉得不公,因为他也仅仅是执行命令。

柏林墙倒塌十周年前夕,正在等待入监通知的雷奥,对《焦点》杂志的记者说:“守卫国家边境线是我们的首要的任务,至死也要保卫它。尽管对96%的翻越边境行为,威慑和警告就能起到效果,但执意逃离的人就有可能被射杀!”

十年后在这间越南餐馆里再次面对记者时,雷奥的强硬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他终于开始承认对这些死者感到内疚,但又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是边防军军官,也是党员,东德政府颁布的法令,得到了我内心的认可。我服从这些法令,并以此来培训我的士兵,我们一起来执行法令,我们有什么错呢?”

在此期间,他甚至申请将自己的案件换到原来东德境内的法院审理,尽管这种管辖的改变,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诉讼的最终结果。法庭对他们的严苛,他宁愿理解为主要是受到西方媒体对柏林墙宣传的影响,“实际上西方的边境检查站也很严格,也会开枪。

对那个解散了东德军队的裁军国防部长艾波曼,这个老军人不屑评论,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略带轻蔑的说,“你想想,一个牧师怎么可能有资格做国防部长呢?”

对沙伯夫斯基,雷奥和他的同事们也没有好印象。高级军官们共同的看法就是,沙是在推卸责任,“他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没有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起到应有的作用,那就是体制的背叛者!”

2000年2月到9月,雷奥和沙伯夫斯基在同一个监狱里一起呆了7个月。他也试图去问过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二把手,在那个要命的关口宣布立即开放边境,究竟是一时的口误,还是故意而为。

“他反问我,你觉得这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出的决定吗?”

怀念

他在超市的工作,早就因为起诉和入狱而结束了。现在,雷奥每个月可以领到1300欧元,尽管每个月要扣掉150欧房租,但柏林的物价在德国并不算高,他的日子虽不宽裕,也不算拮据,因此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关心他感兴趣的问题。

他并不忌讳接受媒体的采访,因为“只有越公开谈论,越能了解和理解这段历史”。但他抱怨媒体并不愿意多报道他的观点,“曾经有三个拍摄柏林墙的纪录片摄制组来采访过我,最后片子出来却只用了我两句话,不到5秒钟。”
这种裁剪和遮蔽,使得他对媒体的态度慢慢变得心灰意冷。他承认如果不是考虑到“你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记者”,他也不会再接受媒体采访。即便如此,他也会在采访开始前警惕地询问记者对东德的看法,甚至也关心其他普通中国人对东德的态度。

尽管从来没有去过中国,雷奥还是固执地认为希望在社会主义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才可能对抗美国,成为世界的另一极”。他表示完全同意老领导克伦茨的看法。这个昂纳克之后的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后来也被审判,在监狱里接受过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继续把红旗打下去”。

20年后的现在,雷奥终于开始承认,柏林墙倒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坚持认为时间上不成熟,因为“现在看来,东德和西德人的脑子里还是有一堵墙。”

“从原则上,我还是习惯认可东德,即便控制传媒和言论自由这种有点过分的做法,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为大众谋利益。那时的法律和党章里也都是这么规定的。”这个总是不忘强调自己党员身份的老人,在用两柄叉子笨拙的挑起越南牛肉粉塞进嘴里后,用简短而坚定的语调说道:“别忘了我是一个党员,党总是正确的!”

和现在相比,雷奥还是更愿意怀念20年前的时光。“那时国家给了我一切,包括教育、满意的工作和舒适的社区。”10年前,面对《焦点》记者,他这么回答。10年后,他还是这么回答。

(感谢DW-REDIO记者Mathias boelinger对本文的帮助,感谢YUMING女士、卢劲杉女士为本文提供的翻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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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老人,他应该来我们这里的昆明看守所实地体验下躲猫猫、鞋带上吊;让张警官用枪指着脑壳;替唐福珍去自焚······天朝的种种怪现象实地经历过后,看他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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