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录:一个异类央视节目的五年史(修订版)

头版

石按:社会记录系CCTV新闻频道的一期节目,2003年5月开播,2008年1月停播。本文系2008年4月写就,刊发于当月《南都周刊》。是年年底,应复旦新闻学院张志安之邀,做了部分修订,并增补了倒数第二节“通房丫头”,现已收入张志安主编之《潜入深海:三十年深度报道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今天公布在本博,纪念那段北漂的时光,并希望以此和各位分享我喜欢反复和朋友们说的三句话:不以阵营划分人;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是一个个人负责的时代。



社会记录:一个异类央视节目的五年史

【一】士兵突击
【二】意外之死
【三】偶然之生
【四】包老片的时光
【五】阿丘式道路
【六】喉舌的技巧
【七】精神明亮的日子
【八】通房丫头
【九】风水

2008年3月的一天,央视新闻频道编导何萍给北京一家都市报的女记者打了个电话。何在电话里痛斥对方:“你看过《士兵突击》吗,我告诉你,你就是702团里面编团报的那个傻叉宣传干事!”

何是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刚被撤销栏目《社会记录》的编导,她的愤怒不仅是栏目被撤销,而是这家都市报记者在报道中称“《社会记录》被撤销是因为央视每年底对栏目收视率和观众满意度调查的结果”。

“这是一种羞辱。”何表达的是对栏目死得不明不白的愤怒,她不能容忍栏目撤销的原因被这样解释,而她的同事们却是另外一种忧伤——实际上《社会记录》被撤销的消息,早在1月中旬就已悄悄传开。

1月14日这一天,何的一位同事在博客里留下一篇题为“天使折翼”的帖子,说想哭,哭不出来;另一位女编导则留下一首诗:空气漫过了,没有气息,时间经过时,突然停了,这群人很悲伤。一位还没来得及签约的编导则在博客里写道:我家的《士兵突击》很照顾我的感情,一到14集就卡壳……

《士兵突击》第14集是钢七连解散。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社会记录》制片人李伦就强烈推荐大家看这部电视剧。彼时央视刚开始大张旗鼓地清理黑工,相当一批数量的未签约员工被迫以各种方式离开了节目组。大家判断李的用意,是让团队学习这个片子主流价值观创新表达的同时,进一步凝聚工作之上的价值观共识。

三个月后,《社会记录》被宣布撤销。事后回想起来,何萍感叹一语成谶。虽然新闻频道改版的风声早有耳闻,但每一个《社会记录》的人都没能想到,这个开播近五年的栏目,恰和钢七连的结局一样。
突击



意外之死



《社会记录》的第一期节目,开播于5年前的2003年5月1日,其时恰是央视新闻频道试播出的第一天;最后一期节目,播出于2008年春节前的1月31日,也正是新闻频道开播5周年的前夕,因为要上《迎战暴风雪》的直播节目,这期名为《验房师的故事》的节目甚至连制作完毕的下集都未能播出,栏目就戛然而止。

屈指算来,这个日播深度报道栏目,在CCTV新闻频道上播出了1000余期节目,一共存活了1730天。

按照央视内部公示的栏目生存规则,每个季度都会有综合指标排名,这个指标包括收视率、专家意见和观众满意度等综合数据,再加上相应的播出时段系数,成为央视每个频道考评节目的决定性依据。进入频道倒数三名范围内的,会被黄牌警告,连续两次获警告,栏目会被拿下。

据悉,此前央视新闻频道的《声音》和《央视论坛》等节目,就是因此原因被拿下。

央视官方也自始至终没有公开宣布过《社会记录》撤下的原因。从获知的央视新闻频道开播5年来季度考核综合指标数据来看,全频道20个左右节目中,《社会记录》几乎每次都在前十名之内,《社会记录》被撤销显非此因。

尽管按照央视新闻中心的规定,任何员工未经授权不得对外以任何形式发表和职务相关的任何意见,但《社会记录》主持人阿丘在接受上海《新闻午报》采访时,提出了栏目被撤销的一个说法,是因为“时效性不够强,和新闻频道的定位不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社会记录》在新闻频道消失的一个月后,同样是上海的媒体,2月底出版的《新闻记者》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社会记录,真在记录社会》的文章。文章说:“不管是硬新闻还是软新闻,远的像衡阳大火、佘祥林案,近的如肖志军拒绝签字、陕西华南虎照片真假,《社会记录》往往抢在CCTV所有栏目之前甚至在CCTV独家报道。”

作者感叹:“它的LOGO,只是一块小小的拼图。当我面对凤凰卫视和报刊的同行还有非同行观众,亏得这块拼图,减轻了一点点我内心的恐慌。”

这篇文章甚至比较了同属央视新闻评论部的《社会记录》和《焦点访谈》两档节目,觉得“《焦点访谈》是文,《社会记录》是笔。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焦点访谈》韵文居多,有人觉得专事歌颂;《社会记录》是笔记、是小说,编辑、记者和阿丘都有些蒲松龄、纪晓岚的神韵。理想状态,《焦点访谈》监督政府,《社会记录》价值重估。”

文章的作者,是时任《焦点访谈》主编的庄永志。

丘傻逼
(CCTV社会记录主持人阿丘)
偶然之生

在何萍的记忆中,《社会记录》的出现纯属偶然。

2003年5月1日央视新闻频道试播,此前一个月,频道整体方案上报到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一位主要领导提出新闻频道应该有一期纪录片节目,《社会记录》由此而生。在央视一个著名的纪录片栏目《生活空间》(《百姓故事》的前身)拍了近10年老百姓的李伦,得以竞聘成为这个新栏目的制片人。

“在央视这棵大树下,成为一个栏目的制片人,就意味着弄了一块地做小地主,有了种什么和怎么种,以及请什么人来种的相对自由。”原南方报业集团记者姚一五,在《社会记录》开播不久后即应李伦之邀北上加盟,多年后如此评价李伦和《社会记录》刚开播时的情形。

李是姚多年交情的老友,姚回忆,他北上那时节北京城正是萨斯肆虐,杨絮乱飞。

39岁的李伦,一头长发,见人先带三分笑,在新闻评论部以做人低调和好脾气著称,以致刚开播的时候,栏目组里新来的实习生们总把这个点头哈腰的制片人误认作打杂的司机。

对李伦来说,2003年的4月是个纷乱繁忙的季节,忙着揽人,找办公室,筹备开播。几个从《百姓故事》出来的老编导和一帮实习生成为这块地的首批长工,何萍也在此时得以进入这个新栏目工作。

《社会记录》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偶然。李伦回忆,开始想过一系列名字, “新记录”、“镜面”,甚至“世说新语”、“世语新说”等等,李伦希望借这些现在看来也还相当另类的名字,表达一种有别于央视常规语境的视角。

最后,时任新闻评论部主任的梁建增定下了“《社会记录》”这名字,梁同时给李伦找来的主持人邱孟煌定了一个后来迅速窜红的名字:阿丘。

如同栏目的名称一样,《社会记录》的LOGO,也有过诸多选择。开始试图用一个迷宫图案,最后确定下来的LOGO,是一块“拼图”,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在央视新闻频道屏幕上阿丘背后的淡蓝色布景上。但李至今觉得这个使用了好几年的“拼图”LOGO,还是未能准确传达出这档节目蕴含的意味。

他最满意的,是片头曲音乐,这首曲子至今保存在李的手机里。这首猛一听有点像天气预报音乐的曲子,创作者是演员周迅的音乐制作人曾雨。李清晰的记得,他曾经向曾雨如此描述自己想要的音乐标准:要现代、清新,又不要像《新闻联播》那样情绪太强;要有行进感,又不要像《焦点访谈》那样强势……

“我只记得那时我特痛苦,几乎没一个人能清晰理解我的意思。其实到现在我才知道,我那时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但我知道我一定不想要什么。”
李
(CCTV社会记录制片人李伦)


包老片的时光


似乎是巧合,《社会记录》最后一期节目和最初一期节目,都是包老片。所谓包老片,是将其他栏目已经播出的节目重新加工播出,这是电视圈内经常出现的应对播出方法,术语叫资源再生,说白了就是废物利用。

《社会记录》的编导们事后回想时开玩笑说,节目虽然和新闻频道同生未共死,和包老片却是共始终。如果说最后一期节目包老片,是当时栏目已确定撤销,无力再组织生产新节目,那么在2003年刚开播时,包老片的节目持续了近半年时间,则和当时的节目播出时段和栏目定位息息相关。

《社会记录》刚开播时的广告词是:“不看不睡”,言下之意是对不起您,我们这个节目实在太晚了,看完了您也就该睡了——时段定在央视新闻频道晚上11点40分播出。毋庸讳言,在收视率和广告价值上,这几乎是个令人绝望的时段。

在那个时候,《社会记录》还只是试播出,随时可能因综合指标不达标而拿下。为了在残酷的节目竞争中求生存,《社会记录》一开始就确立了别具一格的讲故事模式,这一点从此时另一个已近俚俗的节目推广语可见一斑:“你看了吗?你听了吗?百姓民生,我指给你看,凡人小事,我说给听。”

但这个在垃圾时段播出的深夜节目,同时也获得了部分宽松的表达空间。初创阶段的社会记录,在部分原创新闻节目中已经开始初步显现出和央视本身格格不入的节目气质。

这段时期的代表作,是编导王阳制作播出的一期节目《大桥下面》,以纯纪录片的方式朴素地呈现了沈阳一群流浪汉的底层生活状态。在此之前,这类社会边缘人群从无可能以如此大的篇幅,以如此积极正面的形象进入央视这样的主流传播渠道。李伦回忆,当时的审片领导就已经警告,这种类型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央视播出的底线。

另一方面,这种坐吃山空以包老片为主的日子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半年后,《生活空间》和《百姓故事》时代的老片已经快包光了。2003年国庆,节目组全体成员在香山开会。和姚一五一样,前《南方周末》记者赵世龙此时也应邀北上,时任《社会记录》编委,香山会议上的激烈争辩给赵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会议后来也被称为是节目组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李伦让竖起一块大黑板,团队里每个人把希望《社会记录》承载的元素,归纳成一个词后写在上面,不断擦掉重复和接近的概念,合并同类项到最后,只剩下当时刚被邀请到栏目工作的随笔作家王开岭提出的良知和审美两个词。而赵世龙则强调社会记录一定要做原创新闻,要把新闻“织细织密”,赵的火爆脾气和大嗓门,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香山会议后,良知和审美这两个词,能否成为这个跌跌撞撞的新栏目的价值观共识,还在激烈的争议中,随后的衡阳2003年11•3大火迅速点燃了这群团队的新闻热情。

以副制片人郭佳和编委赵世龙、编导沙洛、助编范云环组成的《社会记录》团队,在央视所有栏目组里最早到达现场,传回的素材在同属新闻评论部的《社会记录》和《焦点访谈》节目组制作播出了六期节目。这是在针对硬新闻和突发事件的抢拼战中,《社会记录》第一次真刀实枪的成功尝试。

但在随后发生的河南黄勇案和开县井喷事件中,《社会记录》碰到了和兄弟栏目同质化竞争的问题。在大家都能做的新闻中,当日播出时段占尽劣势的《社会记录》如何抢占制高点?《社会记录》的优势是事实传播还是价值探讨?做新闻开掘还是评论梳理?

李伦的焦虑使得《社会记录》的脚步陷入了犹疑,赵世龙随后也离开了节目组。姚一五回忆,被一把大火点燃的新闻热情,在随后的开县井喷事故里又迅速泄了气。

恰在这时,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提出了评论空间的问题,这个电视业界声名卓著的大佬,是李伦在《生活空间》做编导时的制片人,也是《社会记录》的分管领导。陈认为《社会记录》还是应该以做新闻为主,以评论为主打的路不好走。

李伦回忆,这个老领导的理由很简单,但很准确:即做评论不能只说四平八稳的道理,而在央视这个平台上又必须遵循话语的平衡。

在一年后的新闻频道第一次改版中,另外一个主打评论的节目《央视论坛》停播,似乎坐实了陈虻的隐忧。

2004年春节后,在凯瑞大酒店的一次会议上,李伦如此评述新闻频道的诸多节目:《焦点访谈》有其舆论监督的看家宝,《共同关注》有采访部的独家支撑,《每周质量报告》有曝光食品安全的杀手锏,《法治在线》有和警方长期合作的良好资源,那么《社会记录》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那个时候我天天睡不着,天天晚上出虚汗,天天失眠,然后白天头疼晚上失眠,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头疼导致失眠还是失眠导致头疼。”5年后,李伦如是回忆当时的极度焦虑。
陈
(时任CCTV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并分管社会记录的陈虻)

阿丘式道路


在电视业界专业人士看来,主持人是电视节目的符号,也是节目价值观的承载者。姚一五觉得,社会记录主持人阿丘这张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解构CCTV的作用。

而根据李伦的描述,当初对这个栏目主持人的设想,其实是想找一女孩,在演播室里能率性地哭,敢咯咯地笑,在找阿丘前,他曾找过无数人来试镜,包括现在的《新闻调查》记者柴静,甚至想过电影演员陶虹——那时李伦刚看完她主演的《空镜子》。

最后,这个广西南宁的小品演员邱孟煌来了。试录节目是在中华世纪坛下面的新闻频道演播室,何萍的同事陶华当时在现场,看到陈虻边看边点头,说这个小个子有观众缘,一定会火起来。

但刚试完镜的邱一头汗,李叫住了全无自信的他,说别急着走,留下来试试。陈虻所说的观众缘,李伦理解,是央视语境下一种有别于其他常规栏目的平民语态,而邱孟煌恰好长得很家常甚至有点“歪瓜裂枣”,普通话不那么标准甚至有点南腔北调,姿态不那么义正词严。

这种和央视主流语态刻意差异化的特质,也是为晚上11点40分的播出时段度身打造。李伦决定,倾全栏目之力打造和包装这个登上前台说新闻的小品演员,让其外在的差异化特质内化为亲切、睿智的人格特质,最终成为一个有传播价值的电视符号,即所谓:脸上嬉笑怒骂,心里是非分明。

节目里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是由编导事先写好,反复修改,邱孟煌要做的,是坐在字幕提示机前,听从监控台前编导的指令,根据每期节目的内容,尽好一个演员的本分。这个时年35岁的广西男人邱孟煌,从此成了央视主持人阿丘。

对一个非直播的录制节目而言,很难说这种电视手段的技术化包装在当时有什么后患。假以时日后,事实上也收到了陈虻所预期的观众缘效果。何萍回忆,栏目组里收到了大量写给阿丘的观众来信,多有对这个小个子主持人的机灵睿智和能说会侃的惊叹,“阿丘老师,您太了不起了,每一句话说出来都是警句啊!”

这种包装的成功也赢得了业内的部分赞许,2006年5月在北大新闻学院召开的《社会记录》开播3周年研讨会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新闻学教授展江甚至以“电视节目主持人里的葛优”来比喻阿丘。阿丘本人则在央视国际的一篇帖子里,感叹自己其实只是一只鼠标,“脊梁上有无数的人来点击和操纵”。

在成功包装出来阿丘这个非主流标志性符号的同时,李伦也为《社会记录》赢得了一个非主流的操作空间。在央视的语境下,一些话放在罗京的嘴里决不能说,但从阿丘的嘴里,以这种稍显另类的方式说出来,既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往往会得到体制的宽容。

“领导会想,这是阿丘说的嘛,不要紧,又不是白岩松和罗京。”有人如此戏言。

2004年底前的《社会记录》,尝试着拓展这种另类主持人形态和特殊播出时段叠加在一起所带来的空间,介入到一系列更敏感的新闻事件当中。

这一年的3月,编导徐婵娟、苗淼采访播出的《宝马飞了》、《宝马归来》,在央视内部率先介入陕西彩票宝马舞弊案,《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时空连线》等随后迅速跟进,媒体的集中关注,使得这一地方新闻迅速发酵成为著名的全国性公共事件。

4月,编导沈亚川、摄像王蜂深度介入到当时被称为网络争议第一案的湖南湘潭女教师黄静离奇死亡事件,并在全国媒体中率先采访到案中核心人物姜俊武,随后播出的《黄静之死》上下集,创《社会记录》开播以来被转载最多的记录。

该报道的另一个标本意义,是社会记录自此开始注意到传统媒体和网络互动的巨大空间,以后也的确制作播出了相当一批紧扣网络热点的报道,如编导胡蓉采访制作的报道陈易卖身救母事件的《我本善良》、编导郑波采访制作的网络事件天仙妹妹的《天仙之惑》等。

2004年年底的国际助残日,社会记录播出了一期节目《雁城往事》,这期同样由沈亚川和王蜂在上半年采访制作的节目,从保护弱势群体就是保护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忠实报道了衡阳市珠晖区的一起恶性案件,残疾人罗贤汉因残疾人三轮车运营问题纵火和副区长邹传云同归于尽。

尽管此前《经济半小时》也从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常规角度报道了这一事件,尽管社会记录这期节目在播出时已经由两集压缩成一集,但该期节目事实上延续了从《大桥下面》肇始的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强烈关注,并已从单纯的人文关怀上升到了对政府部门和既得利益阶层的审视。其浓郁的“不和谐”气质,使得这期节目受到了监管部门的严厉批评。

即便如此,到2005年的时候,凭籍这些节目造成的影响,社会记录在新闻频道的生存已经不是问题。但接下来出现的一个情势是:从选题筛选到方向解读,节目内容都不得不和阿丘这个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栏目符号相匹配,越来越强化其民间立场和微观叙事,呈现出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化色彩。

王开岭的一句名言是,“我们就是要饭碗里养金鱼,就是要被窝里孵恐龙”,而姚一五的忧虑则是,这种当初出于生存策略化考虑的阿丘模式,会不会慢慢成为栏目发展和转型的一个瓶颈。金鱼养死了怎么办?没孵出恐龙只孵出了四脚蛇又怎么办?

一个故事是,央视一位副台长曾半开玩笑的对李伦表达某种意味深长的担忧:说一天晚上做梦,梦见阿丘居然在主持《新闻联播》,说着说着突然跳到桌子上说起来了,把他也一下子给吓醒过来了。

凤凰新媒体评论频道主编彭远文曾在《社会记录》做过两年编导,他形容《社会记录》:用一个字是“偏”,两个字是“边缘”或“异数”,三个字就是“非典型”了。

“这些词既没有褒义也没有贬义,放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意义。比如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说,这种偏有时候就不够堂堂正正;从央视这个平台来说,这种偏就显得意识形态味道比较少。” 彭如是表述。

在开播3周年时,《社会记录》在北大新闻学院展播,有学生感叹,仔细看每一期节目的名字,报道佘祥林案的《油菜花开》、天津医疗事故盲童案的《你的眼神》、记录都市人群生活状态的《地铁陌生人》、近似文化寓言片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羊》等等,串起来都像一首诗。与之相比,《新闻调查》的每个片名,都像是一篇社会学调查报告的的论文提纲。

与此同时,被不断强化另类色彩的《社会记录》节目本身,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首播播出时段也逐渐前移,开播一年后就从晚11点40分前移到11点30分,到2005年5月1日新闻频道第一次改版时,大幅前移到晚间10点05分,这意味着《社会记录》已经进入和2年前天壤之别的晚间黄金时段了。

这次调整之突然,让《社会记录》团队一时措手不及。一次编委会上,王开岭甚至表示不希望时段提前,因为在这个黄金时段,以前阿丘可以说的话都不方便说了。成长中的《社会记录》,开始面临自身的另类色彩和央视语境之间的自洽问题。
丘早期
(社会记录早期对主持人阿丘的包装形象)


“喉舌”的技巧


这其实也是陈虻的隐忧。

陈虻在10年前开创的《生活空间》,通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创造了中国电视业界的一个神话,业界对其口碑是,这个栏目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小人物的历史。李伦承认,《社会记录》的精神气质,部分源于《生活空间》,他希望《社会记录》能秉持和传承这种民间立场和微观叙事的价值取向。

一个玩笑是,如果《社会记录》获准可以采访某位政治局常委,采不采?李伦的态度是,不采,理由是:“这样的节目,我妈不爱看。”作为一个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新闻专题节目,社会记录从不参与两会、党代会、重大典礼或工程竣工之类的所谓主流新闻事件,一方面是节目气质使然,另一方面也可见其在央视体制内的另类色彩和尴尬地位。

陈虻担心,10年前的《生活空间》选择了一条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道路,但不是做新闻,而是通过记录小人物的命运来承载这个使命,这条路《社会记录》未必能复制,因为在新闻频道播出的《社会记录》,做的是以社会事件为主打的社会新闻,而社会事件有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价值方向。

姚一五理解,这就是“喉舌”的功能,即便如《南方周末》,做“喉舌”也是需要技巧的。

李伦并不认为他试图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他一直强调《社会记录》是社会的建设者,而《社会记录》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不过就是回归基本的新闻常识。

李的朋友,央视法制专题部主任钱蔚也认可李这个看法,在一次研讨会上,她认为回归了常识的《社会记录》是“孤独的胜利”。姚一五理解,钱蔚所说的“孤独”,是指《社会记录》对选题的选择,叙述语境和思维方式的自我。

2005年10月,编导沈亚川和彭远文拍摄了两期反映甘肃发廊女不幸命运的片子,这两期名为《日记》的节目播出后让钱蔚为之泪下。彭回忆,接受采访的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潘绥铭看到节目后又吃惊又兴奋,称《南方周末》报道这个不奇怪,央视能播出这样的内容就匪夷所思了。文化学者摩罗则将《社会记录》这个重要关注领域归纳为社会学上的“底边弱”:社会底层、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

这种对社会“底边弱“群体的关注,始终贯彻到社会记录长达五年的节目历史里,但几乎每一次关注,都会伴随着压力到来。《日记》的播出,使得这类压力到达高潮,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中心为此专门下发题为《仅有记录是不够的》的文件,指称该期节目倾向性有问题,主题设置明显不当。

监管部门的意见,再次印证了陈虻的担忧,但李伦并不承认外界所指称的《社会记录》的边缘和另类,只不过觉得自己是秉持一种区别于常规宣讲模式的叙事立场,而目标是一致的。“你能说黄静之死和佘祥林事件是非主流吗?采撷到新闻事件中的人性闪光点,其实是真善美。”他说。

一方面是对“底边弱“群体的强烈关注,另一方面是对强力部门的高度警惕。

社会记录五年来,制作播出了相当数量直指社会阴暗面的司法领域(广义)深度报道,主要有报道河南平舆黄勇案的《清明节后》和《永无宁日》(编导沈亚川、董然)、报道郑州警察嫖娼事件的《惊闻消息》(编导徐婵娟、沈亚川)、报道“路有冻死骨”的《衡生之死》(编导沈亚川)、报道福州公安局警匪勾结枪杀无辜大案的《人间正道》(编导银建章)、报道沈阳苏家屯区建行运钞车保安枪杀储户事件的《银行运钞车枪击案》(编导徐娜、郑波)、报道银川出租车集体罢工事件的《银川出租车新规定风波》(编导徐娜)。

这些报道的特点是,完全区别于央视其他法制栏目《今日说法》、《法治在线》、《经济与法》、《大家看法》等浓厚的法制宣传和警务报道立场,也不同于《新闻调查》的揭示事实真相操作手法,更不同于《焦点访谈》的大棒政策(事实上焦点访谈极少做这类选题),而是直指公权力部门涉嫌腐败的公共事件,并试图在新闻元素中注入纪录片手法,记录事件冲突中人性的绽放和裂变,呈现人物的复杂形象。

在具体拍摄和采访中,《社会记录》并不提倡流行的对抗式采访,反对简单粗暴的干预和监督,坚决反对电视媒体常见的摆拍,讲究记者的发现能力、交流能力和对人的关怀能力。

在李伦看来,2005年4月播出的记录佘祥林冤案的《油菜花开》上下集(编导沈亚川、高岚、摄像张国星),是《社会记录》这类节目的高潮和代表作。收视率记录表明,这一时期也是《社会记录》的黄金岁月。在选题报批程序和播出审查程序上,节目组也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空间。比《焦点访谈》深,比《新闻调查》快,成为了《社会记录》在重大突发新闻事件上的竞争优势。

李伦认为,社会记录的核心竞争力,其实还不止于此,而是其定位和价值取向。事实上《社会记录》很少做《焦点访谈》式的纯粹舆论监督节目,但李承认《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对《社会记录》的定位归纳极为准确,那就是价值重估。用李伦特意撰写的一段话说,是不断“发现鲜活的社会现象(准状态),通过价值重估,努力为观众提供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可能”。

栏目主编王志安更喜欢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这个价值重估的概念,那就是“《社会记录》试图呈现转型社会的价值观冲突”。检索5年来的节目,这种价值重估的努力,其实是通过讲述故事的叙事语态和纪录片品质的新闻现场影像相嫁接的技术手段,逐渐获得了业内认可。

在《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看来,新闻不过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社会记录》的核心竞争力,是能在每一期节目里把“屁大点的事情做出像《焦点访谈》那样的影响力”。展江提出《社会记录》“在媒介这么一个名利场里,成功地为大众争取到了部分话语权”。北师大传播系主任于丹感叹节目“解读的空间大于事实的发布”,这个以铁嘴著称于传媒圈的女教授甚至认为,《社会记录》在“传播一种可传播的思考”。

这些业内专家的溢美之词,能让人得到几分安慰,但很难消解栏目面临的现实问题。被《社会记录》严密包装出来的阿丘,红起来后,慢慢成为央视系统内的一个共享资源,模糊掉了原先刻意打造的《社会记录》色彩,姚一五所担心的主持人瓶颈问题,迅速显现出来。

在北大新闻学院召开的3周年研讨会上,有过民营电视制作公司经验的北大新闻系副教授阿忆曾对李伦谈到,央视让阿丘和娱乐节目主持人毕福剑、和高矮悬殊的张泉灵一起主持节目,实在是不可思议。

在上述场景里,失去团队包装和庇护的阿丘,呈现出和《社会记录》演播室里迥然不同的“裸奔”态势。新闻中心内刊《央视新闻周刊》曾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里,专门提醒阿丘不要滥出场,“否则《社会记录》一撤,你能去哪里。”

另外一个问题是,从2005年开始,伴随着新闻频道第一次改版,舆论环境也慢慢改变,新闻类舆论监督类节目统统上收到《焦点访谈》栏目。

原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有句名言:“《焦点访谈》在当下的中国,只能做13分钟。”王志安曾在《南方电视研究》上著文,称梁这句话为准确点出了当下舆论监督节目的时代困境,意即再往下说,就会涉及到当下很难解决的体制问题。
新闻频道的各类新闻专题节目随之马上面临急剧转型。

除了《法治在线》一如既往地打造“央视警务报道”外,一度跃跃欲试做深度报道的《共同关注》转以慈善和公益节目为主,两年前一度引起轰动的《每周质量报告》则从不良产品的曝光台,转向宣扬优秀产品质量的平台。

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迹象是,央视的深度报道王牌栏目《新闻调查》,不久后也被从覆盖全国的央视一套悄悄转移到覆盖面偏窄的新闻频道播出。

彭远文感慨,彼时《社会记录》的处境,是进则被体制所同化,退则被主流所边缘化。对内是台内舆论环境的急剧变化,对外是主持人讲述故事的模式被克隆后,一夜之间各地电视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阿丘。
王
(社会记录主编王志安)

“精神明亮”的日子

从羊坊店路115号到羊坊店西路9号京门大厦C段637,是一条不到150米长的马蹄形胡同。前者是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后者是《社会记录》的办公室。每期节目,从选题策划到前期采访、后期编辑、审查通过和合成播出,《社会记录》的编导需要在这条马蹄形胡同上奔波无数次。

2006年下半年开始,这条路走得越来越艰难,困境也不单是舆论环境的变化。从这一年开始,央视开始消减节目制作经费,新闻频道诸多栏目纷纷开始转向演播室节目形态。

《社会记录》每一期的节目制作经费是16000多元,李伦仔细算过一笔账,坚持做深度报道,就必须出差去现场调查,费用和做纯粹的演播室节目完全是两个概念。另一个无法避免的庞大费用支出是毙片损耗,而《社会记录》的情况是差不多每十期节目就得准备一期无法播出。

李伦的另一个苦衷是人力资源问题。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时长25分钟的日播深度报道节目,每天的单集播出量在新闻频道位居前列,但开播五年间,真正能在采编一线干活,进入央视企聘编制的编辑、记者,只有区区9个人,栏目组不得不通过相当数量的编外人员干活,来维持栏目运转。

在央视大规模清理黑工前,一个有点讽刺的现实是,社会记录负责招聘这些员工的职员,本身也就是央视语境里的黑工。

即便是如此,身为制片人的李伦,从未想过去对上寻求体制的资源和支持,他自承是一个优秀的主编,但未见得是一个优秀的制片人,兴趣始终是做敬业的生产队长,带领和监督长工们种地。但这个地主事必躬亲,他对每一期片子在质量特别是叙事结构上的苛求,成为每个长工的噩梦。

何萍的MSN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叫做“登陆诺曼底”,在她看来,每交完一个片子,基本等于脱掉一层皮。彭远文的一个遭遇是,曾经耗费了近四个月时间反复修改一期片子,他承认这种后期加工阶段的“残酷”,在那个极端时刻,几乎让他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

这种苛求也会引发关于效率的争议。姚一五觉得,李的这种做法,源于他漫长的纪录片拍摄经历,更适合出作品而不是产品,也会损伤新闻产品本身所必须的时效。

何萍的同事刘丽乔,则喜欢用四个字来归纳社会记录的现状:活累钱少。在2007年初央视第二次消减节目制作经费后,《社会记录》的普通编导,平均月薪是5000元左右,如果不能及时交片,则只有靠每月不到2千的底薪干熬。

而熬夜是包括实习生在内的每个编导的基本功,刘丽乔印象最深的社会记录工作经历是,多个女编导都曾累晕倒在办公室。《社会记录》每期片子的素材基本在15盘左右,60分钟一盘带子,刨除主持人阿丘出镜的演播室时间8分钟左右,25分钟节目剩下17分钟左右新闻画面,需要从900分钟素材画面里一帧一帧筛选。

这种繁重的纪录片式日播新闻生产方式,让一位后来调到其它栏目的摄像感叹不已,换到新东家后,他每期节目只需拍不到5盘带子就完事了。

而李伦浑然不觉,只要往非线机器前一坐,这个39岁的男人马上神采奕奕,他性格中的理想主义一面,在这个时候完全显露出来。何萍回忆,栏目组最困难的时候,李伦喜欢沿用王开岭的一篇文章,要求大家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为了方便改稿审片,这个有家有室的北京人,五年来一直租住在办公室附近的一居室里。

这个被员工们称为有着一颗“敏感的心灵”的制片人,这种类似“精神生产力”的做法,也常常会引来编导们背后的抱怨,姚一五则喜欢嘲笑他是专事忽悠的麻原札幌。《社会记录》消失以后,已经调到另外一个节目组的陶华感叹,现在才知道央视记者的滋味,而她的前同事彭远文则感叹,恐怕在央视很难再找到这种清教徒式的运作体制了。

条件的简陋,有时令人难以置信。前方采访的记者,为了赶时效和节省人力成本,每每都得到机场找素不相识的旅客捎素材带子回来。采访佘祥林案时,无法分身的记者,甚至只好冒险让出租车司机伪称央视记者去找候机厅旅客捎带子。

这种几乎是笑话一般的做法,在《焦点访谈》这样的栏目组就很少出现,在《新闻调查》这样的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就更不可能。至于那些以做主旋律为主的栏目,就更可以堂而皇之的通过宣传部门协调地方卫视用光纤传送。

这种“精神明亮”的日子持续到2006年下半年,遭遇到了节目开播以来的最严重危机。

这年9月,社会记录制作播出了一期事关行为艺术的节目,这种有点迹近猎奇的边缘和另类,再次遭到了监管部门的严厉批评。恰在此后不久,新闻调查播出的一期名为《江西高招乱局》的节目,也引发了江西某地高校学生群体反弹,新闻评论部随即被令全体节目组整改。

在这种肃杀气氛中,社会记录长期以来特立独行的另类气质,无可避免的成为这次整改的重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央视每个节目组经常都会承担监管部门下达的宣传任务,俗称任务片,社会记录却很少承担这类任务片,李伦检索五年来制作的一千多期节目,真正被称为任务片而不得不播出的也就十多期。

但这年12月,社会记录专门和团中央合作,制作播出了一个名为《我志愿》的真善美系列任务片节目。这个耗时一个月旨在淡化社会记录异类色彩向主旋律靠拢的系列节目播出后,危机得到缓解,但也付出了这个月收视率惨淡、新闻性奇差的代价。

这也是社会记录被撤销前的最后一次危机。

到了2007年,社会记录开始重新焕发生机,这一年最可称道之处是制作了大量紧跟新闻热点的系列节目,如播出了2期丽江导游砍人事件(编导赵文忠、杨清、胡蓉)、4期海淀艺校辱师事件(编导徐婵娟、助编龙艾、王晔)、4期新疆大风吹翻列车节目《5807次列车》等(编导银建章、范云环、朱建华)等,其中最为极致的报道,出现在2007年7月央视大规模清黑工事件以后。

这年下半年,在陕西华南虎事件中,《社会记录》创纪录地连续制作了8期新闻专题片(编导赵文忠、徐婵娟、摄像王蜂等,成功播出6期,被毙2期)。在随后的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中,也先后制作了5期新闻专题片《两个人的时光》等(编委沈亚川、金辉、编导胡蓉等,播出4期,被毙1期)。

对于一期日播深度报道专题栏目来言,这种速度和节奏,已经赶上了新闻频道整点新闻的时效。这类系列报道的特点是,开创了团队作战加梯次结合,快速反应加深度调查的组合拳模式,既抢速度又不放弃深度,力图把每个热点新闻事件的开掘空间做到淋漓尽致。


应当承认,在央视新闻频道部门和部门山头林立,消息和专题互不通气,各节目组各自为战的大环境里,这种模式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探索。

但检索央视国际里面的节目单,会发现社会记录其实是死于高潮——2007年底《两个人的时光》播出不到半个月后,还沉浸在高度快感上的《社会记录》团队,就听到了栏目被撤销的消息。在李伦看来,这也恰是社会记录的新闻追求和纪录片元素对接得接近成熟的阶段,没有人想到,这居然只是这支团队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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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CCTV新闻中心副主任、时任CCTV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

通房丫头

《我叫刘跃进》里面有句话,任何悲剧拆解开来,都是一地喜剧。

《社会记录》的最后一次年会,是以一场婚礼结束的。两个社会记录的编导在这场最后的聚会上奉子成婚,本该喜庆的场合还是有人哭出了声,何萍抱着老编导赵文忠的孩子给大家敬酒,说这是“钢七连”的下一代。

何萍说,《士兵突击》里的钢七连解散后,连长高成和士兵许三多在内都有了不错的去处,其实社会记录也挺像,社会记录消失的同时,新闻评论部撤销,李伦调任《新闻会客厅》制片人,主编王志安升任新创栏目《新闻一加一》的执行制片人,阿丘转任《共同关注》主持人,其他人大多调入现新闻专题部的其他栏目。

事实上,制片人李伦和这只团队的绝大部分骨干成员自此被割裂开来。

从公开的资料看,《社会记录》被撤销的央视内部背景,是开播近五年的央视新闻频道进行调整和改版,同一批被拿下的,还有包括《时空连线》等其他一些栏目。稍显奇怪的是,这次新闻频道调整,央视没再像2003年开播和2005年改版时那样进行大规模推介宣传。

从电视传播规律来看,每个栏目都有它本身的生长流程,而一个电视台裁撤一期节目,不过如一份报纸调整一期版面一样,本身无可厚非。姚一五感叹,这就是在央视这棵大树底下种地的系统性风险,水稻栽得好好的就让平了种玉米,不定那天就被征收回去盖别墅了。

在姚看来,央视新闻频道,好比一个大家庭,每个栏目上上下下,本也正常,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永远是大太太,也就是代表着意识形态正统的正房,地位无可动摇。一些新设立的栏目,好比是新收的小姨太太,新鲜喜人,得到老爷的宠爱肯定会多一点。地位最不稳固的,自然是中间那些姨太太们,半新不旧,既无牢固之法统也少新鲜之情趣。

盘点社会记录作为一期央视平台上播出的深度报道专题节目的五年探索历史,首先说明体制本身的缺陷和矛盾,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宣讲模式需要改进,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监管高层并非不明白这一点,如这次央视新闻频道改版计划报到中宣部,李东升副部长批示第一点,要坚持新闻导向,更要坚持靠新闻规律去发现导向;第二点,没有收视率,没有覆盖人群的导向不叫导向。此外还特别强调经费要向深度报道倾斜。这些都是十分内行和高明的观念。

但在类似央视这样的平台上,永远是一套行政逻辑大于业务逻辑的体制。李伦认为,社会记录所极力鼓励的发现式和记录式采访,其实需要一个系统支持。

“现在报题有那么多审查,主题有那么多审查,最后所形成的是团队发现能力的萎缩,他天天被教你应该这么做那么做,你这么做就能通过,那么做就好播出,这么做能挣到钱,那他干嘛还要去做你不规定的那个发现?越来越打保险仗,发现能力越来越萎缩。所以你说到底是体制问题还是观念问题,这样的体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这样的观念就需要这样的体制,它是拧把在一起的事。”

另一方面,在体制内的平台上,如何生存并壮大,如何妥协和平衡,规避这种系统性风险,在不丢失阵地的前提下求得发展空间,在社会记录消亡后,也成为一个怀抱理想又脚踏实地的人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在央视这个平台上,社会记录以另类风格出场,站稳脚跟后,应及时转型,以免尾大不掉。换言之,既然身在体制,就只能遵循体制内的规则,主动寻找体制的资源,过于清高或者自我放逐,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边缘化。其实转型并不是招安,南方周末也需要并已经在转型。

比如,气质接近的新闻调查,一直在寻求包括各种专家在内的知识精英阶层的支持,事实也证明,这种支持在危机到来时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而社会记录五年来始终如一的另类和边缘色彩,主持人身上的某种表里不一的反智气质,很难获得精英阶层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在后期阿丘连续传出的绯闻事件,使得栏目本身也蒙上一层令人嫌恶的八卦色彩。

再比如,令李伦所欣慰的一千多期节目里只有十多期任务片的现象,在姚一五看来,其实就注定了社会记录消亡的命运:“你本身就是个不怎么招人待见的人老珠黄姨太太,说不定还只是个通房丫头,老爷要日你,你还推推搡搡不情不愿,一千多天里,只给干了十来回,被休掉自也正常。”
赵
(时任CCTV台长的赵化勇)


风 水

《社会记录》撤销后,《新闻调查》搬进来了它在羊坊店西路9号的原办公室。5年来,加上《社会记录》,已经先后有三个在这里办公的栏目最后消失了。

李伦每次开车经过这条马蹄形胡同,总是忍不住会摇下窗子,看看这个传说中“风水不好”的地方,这个奋斗了1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地方。

从一千多期节目里,李伦筛选出来一套11碟装的66个精华节目,由央视旗下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于2008年6月出版。在这套碟片的外包装上,他写下如下一段出版说明:

这些节目拿出来,献给大家,我们希望它是一具标本,关于我们四年多的实践标本。这具标本残缺甚至粗陋,但肌理丰富,结构复杂。标本自身无法阐释它的意义,只希望看到的人可以从中攫取到需要的价值。

这些节目也留给我们自己,因为她是一段记忆,可以帮助我们相信梦想,虔诚地生活。社会记录的同事们,和你们一起工作是我的幸福,谢谢大家!


部长
(李东生,历任CCTV新闻中心主任、副台长,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现任公安部党委委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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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每逢放假回家总会看完这个节目再睡觉 感觉和ccav其他节目还是不一样的 应该想到会被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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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曰:资深助教、应召男记、床运专家、妇科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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