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忠事件观察之(8):没有不该问的问题,只有不能答的答案

红中步入大会堂

鸿忠抢笔案,随着昨日记者会一声锣响,传播效果已告一段落。诚如蒋兆勇先生所言,虽然没有记者问起这个问题,李鸿忠的政治生命,早已进入垃圾时段。

此番以推特和围脖为主要传播平台、以公民动员为核心内容的公共传播,在前述第一个24小时的发酵时段里,让社会情绪得到了充分酝酿。在第二个24小时的动员时段内,又成功动员了500名以上以业界同人和学界精英为主要对象的公民联署。

这种动员能力和传播效果,相当可观。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鸿忠抢笔的公共传播并不会随之马上停止,还将随着传播惯性继续往前运行。李鸿忠省长的噩梦,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以下这篇,删节版曾刊于潇湘晨报,经梁文道先生授权,本博全本刊载该文。
没有不该问的问题,只有不能答的答案

梁文道

有人说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理由不在于他们能对世上一切疑难说出一套套言之成理的答案,而在于他们擅长提问。他们擅长提问,因为他们无所顾忌,任由天生的好奇心自由引导,反而问出了一些大人们一时间不易回答的问题,比说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宇宙的外面是什么。现代人都知道,这种好
奇心可不容轻易打断,因为它是创意的源头,是求知欲的原动力。可是孩子难免也会提出某些令父母难堪的问题,例如“我是怎么生出来
的”,保守一点的家长要是不想太早开始家庭性教育,大概会沿用传统妙方,告诉他“你是捡回来的”;甚至模仿西洋古法,说些
大鸟衔到家门口之类的童话。无论如何,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恶狠狠硬生生地吓阻小孩,叫他不准再问。

两会期间, 《京华时报》 的 一位
记者找到了湖北省长李鸿忠,问他对邓玉娇一案有何看法。然后李先生愣了一下,回头就伸手夺去该位记者的录音笔,并且询问她在哪家媒
体工作。在得知她是《人民日报》旗下分支媒体的记者之后,李先生就指出她身为党的喉舌,要引导舆论,不该问一些不恰当的
问题,并进而表示要找她的领导谈一谈。

虽然我们常把地方官比作父 母,但我知道这个比喻不妥;也晓得用孩子去比附记者更是不伦不类;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谈一下亲子问答的启示。什么启示?那就
是没有不可问的问题,只有不能说的答案。

提问是记者的天職,他 们有责任代表大部分发不了声的人民向权力发问,问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问一些掌握权力的人本来就有义务要回答的问题。就算
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要帮着共产党向人民喊话,可据说党不也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体现吗?所以记者代表人民发问就更是应有
之义了,虽然这种人民自己问自己的逻辑一时之间听起来有点玄。

平情而论,全世界 的政府官员都必然会遇上一些他们不愿面对的问题,也都希望“引导舆论”,按照自己的意愿转移大众视线,所以对付媒体从来都是他们必修
的一门课。就以使人难堪的问题来说吧,常用的手法是依据既定结论铺衍一番,然后乱以他语,力求弄晕对方,使受众好像听到了
些什么但又说不出来那到底是啥意思。高明一点的就会重申绝对正确的大原则,使人至少感到官员完全站在百姓那一边,只是细节
如何就不了了之迷糊过去。如果问题真的太过棘手,自己又不够睿智,那就来一句不出色但也肯定不出错的“不予置评”,起码过得了眼前这关。

这句“不予置评”或者“无可 奉告”,一般港台官员總是能不用就不用,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媒体善于穷追猛打,就算你躲得过今天,明天的太阳也会照样升起。而
且这类话说得多,官员自身的形象也会受到损害,人家会觉得你卸责,不敢面对公众。相比之下,大陆的官员就幸运得太多太多了。由
于特殊的环境条件,大陆的媒体也许是全世界对政府最友善的媒体,大陆的记者也是全世界对官员最和蔼的记者。至少我就没见过
有哪一个地方的记者像我们的记者这样,就算对着芝麻般大的官员也永远一副见大人而敬之的模样:笑意盈盈,温良恭让。

所以单从对付媒体这点来说, 大陆的公务员应该是
很好当的,要是有人问了“不恰当”的问题,他大可“不予置评”也不用担心日后天天被人缠扰,甚至还能不发一言扬长而
去,完全用不着回头。久而久之,连香港的媒体也都适应了国情,每次碰上部分大陆官员有问必答无所避忌,大家都额手称庆感动
得不行,纷纷找人解读这是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进步象征。

我的结论是,面对记者你总 有更好的选择。“引导舆论”的精义不在于记者问了什么,而在于你回应的方式;而中国实在已经给了官员们最大的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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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曰:资深助教、应召男记、床运专家、妇科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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